近来社会的奢侈风气非常的盛,这种奢靡之风,对政治会有极为不良的影响。关于这种道理,明朝的大学问家顾亭林先生早已见到,并曾作有专文、引证许多历史事实,现在谨抄录这些事实如后,提供给研究政治的人参考。
国家社会的风气若是奢靡,为政的人,应以崇尚俭朴来转移风气。礼记上说:‘君子的行为,即是宰相推行治世的标准。’意思是说我们每个人的行事,也可以影响国家的政治。顾亭林先生更明白的指出说:‘天下安危,匹夫之贱,与有责任。’也就是这个意思。
东汉时,汝南郡的许劭,担任郡里的地方官;而与他同郡的袁绍,他的车马随从非常的多;但是每当袁绍走到郡的边界时,都把随行的人马屏去,自己单单驾著一辆车回家,并且说:‘我的随从车驾,岂可让许劭先生看到!’(袁绍为一代的英雄豪杰,曾经举兵讨伐当时奸雄曹操,然而却对一郡的小官许劭,竟是如此的敬畏。)
晋朝的蔡充,为人好学且有名声,当时的高平人刘整,车驾衣著都是非常的奢侈华丽;但是刘整曾经对人说:‘我虽然有喜好穿著华丽衣著的坏习惯,可是每当我碰到与蔡充见面同座以后,那天我的心整天就不免感到不安,觉得自己实在是庸俗不堪啊!’
北齐人李德林,父亲去世了,就徒步带著父亲的棺木灵柩,返归博陵老家安葬,葬礼也很简单;他的明友崔谌前往吊祭,随从的人马有数十人之多,崔谌为了尊敬李德林的俭朴精神,沿途不断的减少随从的人数
。到了李家门前,只剩了五名随从,并且说:‘我不能让我的朋友李兄,误会我是气焰嚣张,不可一世的人。’李僧伽隐居在山中的时候,当时朝廷下令征召他出来做官,李僧伽推辞不愿前往就任。尚书袁叔德前往拜访李僧伽,也是沿途减少随行的仆从,并且说:‘拜访像李先生这样高明淡泊的贤士,会令我有羞于见到自己所拥有华丽的车驾与官服呀!’所以君子高贵的行事,若是担任地方上的官职,则可以化导一方;若是在朝廷任官,则可以教化天下了。
唐朝的大历年间,皇帝下诏发布杨绾为宰相,杨绾为官一向廉明方正,而且生活非常的俭朴;当时的御史中丞崔宽,非常的富有,财产很多,崔宽家中花园里的楼台亭榭不但多而且美,当时可称为天下第一了。但是当他听到杨绾当上了宰相的消息,当天立刻就默默地自行撤毁了花园中的楼台亭阁。而郭子仪听到杨绾就任宰相的消息,也将自己家里的乐伎,裁减了五分之四。须知郭子仪军功甚大,曾经立下了收复两个京师的大功劳,并封为汾阳王,威势权力可称震惊当世,然而对一个崇尚廉洁俭朴的宰相,却是如此的敬畏呀!可惜今天再也看不到杨绾,也没有崔宽与郭子仪这类的人物了。
李师古这个人拥兵自重而且相当的跋扈,常常抗拒朝廷的命令;但却对宰相黄裳,有所畏惧,李师古曾经命令自己一个干练的亲信,带著数千两黄金,赴黄家送礼想攀些交情;这位亲信到达黄家门前,正巧碰见一个轿子自宰相府里面出来,轿旁却只有两个婢女徒步随行,而且衣著甚是简陋,并称轿内坐的是宰相夫人。这位亲信非常的机警,当下就明白宰相清廉俭朴的作风,不敢冒然地进入宰相府送礼;就带回礼金,急急归去;并将自己的所见所闻,详细的报告李师古。李师古因此更加地敬畏黄裳,并且改变了自己原有的叛意,终身服从朝廷的命令,再也不敢有所违背了。
从上面的实例来看,可以知道,由道德学问俱佳的人担任地方官吏,可以使地方获福;而中央的官吏清廉正直,则会使全国都得到利益。所以崇尚清廉俭朴与政治的互动关系,实在是非常的密切啊!古人说:‘惟俭可以养廉。’而它的相反,是奢侈则不能不贪污,贪污的结果,必然会使得社会、天下大乱。《大学》上也说:‘生财有大道,生之者众,食之者寡,为之者疾,用之者舒,则财恒足矣。’这是经济学的定律,也像数学上的公式,是不能改变的呀!今天的社会风气糜烂,竞相崇洋,揣摩学习欧美的不良风气,衣履服饰、饮食享用,无不是穷奢极侈,动辄千金,风气影响所及,政治那有不乱的道理呢?(若是论到政治上的正本清源,就好比是瘟疫,细菌毒素就是从这些地方发出来的呀!为政者怎么能够掉以轻心呢?)
个人以为我国本为崇尚俭朴的民族,善良的古风,亟应保存,部份邪恶的欧美文明,则应是选择取舍,不可照单全收。可能有人会说我开倒车,但是遇到道路不能通行时,前进即有危险,这时只能速开倒车,以保住性命,这又有何不可呢?希望当世的贤达,不吝指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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